我们虽然看到了安全员背锅，但任何一起事故安全员被抓事故的前提是主要负责人、车间管理人员等已经被抓！所以尽职履责很重要，也很必要。当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车间负责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安全就是安全员的责任时，你可以列举任何一起事故案例告诉他，不要总以为出了事有安全员帮你兜着，负责人、车间主任等管生产的一个也逃不了。

我们担忧安全员被拉出来垫背、背锅，但并不是每一起事故案例，安全员都是无辜的，对于事故责任者的认定与处理，应当合法合理，失责必然要进行追责，垫背只是顺便，因为领导的锅永远也甩不掉。但也不能通过扩大化地抓安全人、让安全人背锅来显示我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安全。

对于安全员没被追责的事故调查报告也常有:

例如：3死3伤，事故调查报告发布！安全员没背锅！事实证明尽职履责可以避免追责！

这种有水平的事故调查报告到底是昙花一现，还是一种大势所趋？

今天，给大家推荐一篇关于事故追责的非常好的文章，文章作者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院长桑本谦先生。

不是所有的事故都要追责，这是个法律常识，也是个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。有些事故属于意外事件，意外事件是没法预防的，确切地说，是不能以合理成本预防的。这种事故发生之后，不需要追责，也不应该有任何人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追责的法律依据是当事人有过错，无过错则无责任，但事故发生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有过错。过错如何确定？法律经济学提出的判断标准是“汉德公式”。

假定事故一旦发生造成的实际损失是L，事故发生的概率为P，则事故的预期损失为PL；再假定预防事故需要支付的成本为B，那么，当B > PL时，事故就可以被界定为意外事件，没有人有过错，也无需启动追责程序。

如此确定追责范围，目的之一是阻止当事人为预防事故投入过高的成本，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浪费，乃至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。汉德公式的边际分析表明，预防事故需要投入成本，但当事故预防成本追加到一个最优均衡点时，就应该停下来，过犹不及。

在这个均衡点上，事故预防成本和事故预期损失在边际上恰好相等。事故追责的经济学目标是最小化事故预防成本和事故预期损失之和，而不是单纯减少任何一种成本，否则就会“按下葫芦起来瓢”，事故的数量和成本倒是降下来了，但预防事故的成本却无度攀升了。

理性的法律制度应该容忍适度数量的事故。“容错纠错”的理念与此吻合，而“零事故”以及“零容忍”之类的说法，却只可作为口号，不能作为决策目标，更不可作为考评标准。再认真负责，干得再好，也杜绝不了事故。把事故降至零值，意味着预防事故的成本趋向于无穷大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零事故”非但不是决策的目标，反而会是决策的陷阱。孔子讲“尽人力，听天命”就是这个意思，以事故预防的最优均衡点为界限，在这个界限以下，应该“尽人力”；可一旦越过这个界限，就要“听天命”。

即使需要追责，也要合理确定责任人的范围。确定追责范围的标准依然是“汉德公式”，只有那些能以合理成本预防事故的当事人或领导，才可列入追责的范围。“领导责任”的概念太宽泛了，不适合作为追责依据。事故追责的范围太小，就不能有效避免事故；但如果事故追责的范围太大，就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浪费。

因此，对于事故追责，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追责缩小化，另一方面还要警惕追责扩大化。追责扩大化会造成很多恶果。首先会导致事故预防的过度投入以及对事故发生的过敏反应，其次会导致相关机构和人员的不安全感。如果每个人都为安全而奋斗，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严重缺乏效率。只要管理者发现，安全的最佳策略莫过于以形式性工作替代实质性工作，那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必然变本加厉。

为什么会议增加了，考核增加了，检查增加了，评估增加了，留痕增加了？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工作绝对安全，既不会犯错误，也不会引发任何事故。管理者缺乏安全感，就会努力开发最安全的工作，而不是致力于性价比最高的工作。
 

倘若过敏反应只发生于行政管理系统内部，那还算不幸中的万幸。但 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，行政机关的过敏反应一定还会波及到个人、企事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。行政机关有检查权，但多搞一次检查，则不仅会让检查者追加检查成本，也会迫使被检查者追加应对检查的成本。

这不是说，检查工作不重要或检查工作不应该，而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分寸。一切皆有法，一起皆有度。执法要严，但不是越严越好。行政执法也有个最优均衡的问题，并且同样隐含着过犹不及的风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