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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典出台体系分析

2022-01-25 12:10:27
《民法典》出台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：足够厚重。而且《民法典》中的条文改动也非常的多，这么多的条文与变动，如果不理清楚它的结构和脉络，不了解它各章的体系地位，那么很难说真正看懂了这部法典、看出立法者的价值倾向。

第一章民法典体系的特点：
一、总则编—分则编（源自《德国民法典》）

总分结构不仅体现在民法典，而且体现在各编，通过各编内部的总分结构安排，使各分编自成体系，逻辑性更为严密，形成了从一般到具体所构成的规则体系。同时，有利于实现立法的简约。通过“提取公因式”的方式将共性的规则抽象出来，避免法律规则的重复，在实现立法简约的同时，也增强了民法典各编的体系性。

二、民法是权利本位法，《民法典》全文即以权利为脉络

（一）总则编第二条调整对象将权利分为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；
（二）总则编将权利进行列举。（人文主义）人格权、身份权、物权、债权、知识产权、继承权、投资性权利、其他权益（个人信息、死者的人身利益）
（三）分则编以权利为导引。
物权编——物权
合同编——债权
人格权编——人格权
婚姻家庭编——亲权（身份权之一）
继承编——继承权（身份权之二）
侵权编——第二性权利/救济性权利
（缺少知识产权、投资性权利）
三、体现了“从确权到权利救济的结构”

以权利为脉络的视角，民法的体系简单的可以概括为：
①权利的产生；
②权利的变更；
③权利的消灭；
④权利的救济（总则还规定了权力的主体、权利的分类、以及其他一般性规定）。
新的《民法典》采用七编制，先列举权利，将物权、合同、人格权、婚姻家庭、继承五编并列，用以完整保护民事主体的各项权利；将侵权责任编置于最后，通过侵权责任编规定对权利遭受侵害的救济，这符合从确权到救济的一般规律，也符合一般人的思考逻辑。

与五编制相比，七编制的权利体系更完整，既全面囊括了物权、债权、婚姻家庭中的权利（亲属权）和继承权，还特别在最后规定了保护权利的侵权责任编，充分体现了侵权法的权利救济功能，我国民法典的整体框架思路因此是“确权-救济”，这是民法典体系以权利为中心的具体体现。

四、人格权独立成编、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。
这种创新更突出表现了民法典的权利法特质。一方面，我国民法典采纳七编制的模式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，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。五编制明显存在着“重物轻人”的倾向，事实上以财产权为中心。七编制通过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的独立设置，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，凸显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，真正体现了“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”。

第二章民法典体系的渊源与借鉴意义
罗马式民法典：（三编）人法、财产法、财产权取得法。
德国民法典：（五编）总则、债法、物权、亲属、继承。
优点：①采取“提取公因式”的方式规定了总则——分则；
②规定民法共同的制度和规则，区分了物权和债权，把继承单列一编，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、明晰的体系。《德国民法典》是潘德克顿学派成果的结晶，体现了法典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要求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该法典常常被称为“科学法”。从逻辑体系而言，《德国民法典》构建了完整的近代民法体系，因而其被认为代表了19世纪法典化的最高成就。
民法典
第三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原因
（一）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崛起

人文主义主张人是世界的中心，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意大利，是对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否定。也正是由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取得优势地位，法的原因由神过渡到了人，社会契约论得到张扬，理性主义勃起......但人文主义很快演变为唯物主义，基于以物为世界之中心的观点，民法开始强调调整市场经济关系，把民法解释称经济法，忽视民法的社会组织功能，并且要把民法一切与财产无关的内容都排斥出去，形成了一场世界性的民法的财产法化运动。它在意大利、俄罗斯、伊斯兰国家都存在，在中国突出表现为商品经济的民法观。近十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新人文主义的民法观，此学说认为：①人身关系法中的人格确认的是原权，它是财产权的基础；②人身关系法与财产关系法的基本逻辑不同，应将两部分内容集中规定，形成两大规范群。

（二）人格权的特点、对权利的保护上与财产权不同

本次人格权编的总编非常重要，它表明了立法者认为人格权与财产权不能混合来论，人格权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，也需要自己的保护体系与制度。人格权总则编的条文虽然不多，保护体系是否完整与正确也仍需时间检验，但是这一立法举动，体现了立法者独特的立法倾向。

第四章独特的合同中心主义的确立（合同法总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）
我国在《民法典》公布之前，债法一直依靠《合同法》、《担保法》和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的两个法律条文勉强支撑。《民法典》公布后，将合同编予以扩充，合同法总则开始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。然而虽然合同是债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，债法总则中的许多问题仍然超出了合同总则的范围，而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。
一、合同编中扩充的债法总则的内容
（一）单方法律行为
单方法律行为中常见的包括抛弃、遗嘱、悬赏广告。其中，抛弃属于物权行为、遗嘱属于继承法的调整范围；因此合同编只需将悬赏广告纳入调整范围。《民法典》第 499 条规定：“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，完成该行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。”将单方法律行为之债规定在合同订立部分，使得单方法律行为没有因为债法总则的缺失而被遗漏。
（二）债的分类
我国民法典在合同履行部分对其作出了规定，一是金钱之债（第514 条），二是选择之债（第 515—516 条），三是按份债权与按份债务（第 517条），四是连带债权与连带债务（第 518—521）。对于多数人之债，虽然广泛适用于合同编、侵权责任编、继承编，但由于合同编承担了统摄债务履行的功能，因而也被置于合同履行的部分。合同履行一章中还规定了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（第 522 条），第三人代为履行（第 524 条）。这些规定都应当是债法总则的内容。另外，在第七章“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”中，还规定了清偿抵充（第 560—561 条）。
（三）合同编中严格区分了债权债务与合同的权利义务的概念
例如，在第六章“合同的变更和转让”中，规定了债权转让与债务移转，但合同的概括转让，则采取“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”的表述（第 556 条），表明债权转让与债务移转可以适用于合同外的债权债务转让，但合同的概括转让仅仅适用于合同关系。
再如，在第七章“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”中，对于履行、抵销、提存、免除、混同所导致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，采取了债权债务终止的表述，表明其不仅仅适用于合同关系，还可以适用于合同外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终止。但关于合同解除，则采取“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”的表述（第 557 条第 2 款），表明仅仅适用于合同关系。
二、合同编仍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这将会导致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发生一定的脱节，使得两种债之间的共性规则被忽视，对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冲击。
（二）对于合同编总则中的规则，如何判断其仅仅适用于合同，还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合同外的债权债务关系，常常具有一定的难度。虽然从我国《民法典》条文中可以看出存在一定的标志（如果条文中使用的是“债”、“债权”或者“债务”，这意味着该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债。但如果条文中适用的是“合同”、“合同的权利”或者“合同的义务”，这意味着该条文仅能够适用于合同之债）。但在实践中，法官找法、准确适用法律仍然面临一定的难度。
（三）准合同的规定容量有限，不能包括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外的法定之债。例如，补偿之债未能够作为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在准合同中规定，悬赏广告作为一种单方行为规定在合同订立一章中（第 499 条），也与体例不合。即使是对于不当得利之债，也主要适用于给付不当得利，而对于非给付不当得利的规则也难以涵盖。这同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法律适用带来了一定的困扰，未来需要通过法律解释等工作，不断克服上述缺陷。